所以，整个中国文化丧失了生命力。
笔者认为，国家一社会的日益分化、国家的松动化是我国公共行政现代化进程中不争的事实，其结果就是行政分散化，即行政任务由多元化的行政主体承担，这些多元化的行政主体主要是地方自治团体、公务法人和国家行政机关，这些行政主体之间必然会在行政事务的管辖上发生纠纷，于是机关诉讼作为救济途径应运而生。其实这种情况涉及的是两个独立行政主体的关系，或者说村庄自治权和国家法律监督权对抗纠纷在本质上涉及的是两种行政权力在村委会选举事项上的权限争议，这也就是理论上所说的机关争议。
[4]在自由主义思想家看来，社会秩序有自发性和计划性两种，二者的社会哲学思想基础分别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因此，对于村民之间选举权对抗纠纷实际上就类似于我们国家行政机关管理下行政相对人公权利之对抗和争议类似，在此情况下，无论是地方自治团体还是国家行政主体一般都具有纠纷的救济职责，故村民选举权和村民选举权对抗纠纷的救济首先是村庄自治团体自我的行政救济。行政组织法就是有关行政组织设置、内部结构、法律地位、相互关系、程序、履行组织职能的人员任用及其地位以及必要物质手段筹备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这种争议既可以表现为选举权人对正在进行的村委会选举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或者整体的有效性持否定态度而产生的争议，也可能是村民或者候选人对已经结束的村委会选举的有效性提出异议。（二）行政裁决是村民选举权和村庄自治权对抗纠纷有效的救济途径。
这种自我管理的思想直接对当时逐步走向近代法治的欧洲大陆国家的地方事务治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同时商品经济也导致城市自由空气的扩散，于是地方自治得以产生，也可以说地方自治最开始就是城市自治。无论村委会选举纠纷（两方之间）的主体形态如何，但都必须以作为选民的村民或者竞选人为纠纷的一方，因为纠纷或者争议存在的基础在于他们的村民选举权。关于三儒的遗民身份，支持者称三儒不仕本朝，正是其大节所在。
[70]胡思敬：《国闻备乘》第3 卷，三先生从祀条，第15页。可是，这时大学士孙家鼐却昌言于众，极力反对黄宗羲和王夫之从祀。他们的学术博大庞杂，特别是对许多敏感的政治问题都有自己鲜明的主张，更重要的是，这些主张被清末要求政治变革的人士（无论在朝还是在野）所吸取，他们也就在两百多年以后成为士人的新偶像。在这种形势下，支持者要把三儒送入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核心符号的孔子庙廷，面临的阻力是十分强大的。
虽其著述太繁，醇驳互见，然固可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掌江苏道监察御史贵秀、掌安徽道监察御史宗室瑞贤、掌安徽道监察御史叶在琦的联名说帖委婉地说，三儒的政治构想皆具有次第施设之方，不同乎治丝而棼，操切而反害事者。
立宪的主持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代表新型政治理念的先儒进行表彰，有助于表达政府对于推行宪政的诚意，有助于消除各类异议人士对政治改革的疑虑。孔庙与宪政，这两种看上去完全没有交集的政治文化元素，以一种十分直接的方式纠缠在一起。礼部尚书溥良将这件棘手的差事交给了时任礼学馆编纂的曹元忠，一来因为溥良乃是曹氏的座师，二来曹氏素以精研礼学著称，当能胜任。本文即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清末政治变革的角度，进一步考察顾、黄、王从祀孔庙的最后一次争论及其被允准的深层意涵。
礼部奏请仿照会议政务章程，由各部衙门开送说帖，将三儒应准应驳之处详细说明。孙家鼐的奏疏仍引《明夷待访录》反对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话，指黄宗羲总以汤武革命为分所当然，可是孔子一部《论语》，数称尧、舜、泰伯、文王，而汤武之事不多见，而且还说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的话，可见孔子对汤武革命本有微词。本来，在光绪十年陈宝琛发起的对顾炎武、黄宗羲的请祀中，孙家鼐属于主从的阵营，还与翁同龢、潘祖荫等人联衔上疏要求将顾、黄从祀[51]，此时的态度却发生了截然的转变，而按照定例，覆奏又须大学士领衔，礼部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至于顾炎武，则引用《国史儒林传》的话，称其为学一以朱子为宗，总之三儒尽属程朱一脉。
（14）掌浙江道监察御史俨忠、王步瀛，掌云南道监察御史宗室荣凯、蔡曾源。[18]《民政部尚书肃亲王等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2 卷，第3—4 页。
[59]从支持者的奏疏中可以看出，他们已视孙家鼐为最大的论敌。他引《明夷待访录·学校》篇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的话，称今日内外学堂，电奏络绎，淆乱国是，干涉政权，遂援此为口实。
又说：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50]与此相对应的，则是较为强调皇权的权威、主张君主绝对权力的一系，这一系由于得到政治权力的支持而长期占据优势，例如延续已久的关于汤武革命的争论，就是这两种思潮交锋的表现。[21]胡玉缙并提出两种官方文本，称三人的事迹于《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得其旁比例，又于《国史贰臣传》得其反比例，揆诸高宗纯皇帝之圣意，当亦默许。萨孟武《中国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2008 年版，第436页。[73]郭曾炘的感慨也许只是遗老对逝去历史无可奈何的追怀，但是以从祀先儒来挽救危局的设想确是清廷的一厢情愿。无论朝野对这部准宪法都有什么样的声音[55]，三儒从祀的正反双方选择在这个时候展开最后交锋，显然与这种政治背景有直接的关系。
这就是所谓的欲求公德，必先养成私德者。[58]《设立资政院派溥伦孙家鼐为总裁并会同军机大臣拟定院章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06 页。
[63]矫正秦代以后专制之失本是预备立宪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汉族大僚如张之洞、袁世凯等热心于立宪，也确实有扩张臣下、地方权力以限制君权的内在动机。[13]陈衍：《顾黄王三儒从祀文庙议》，《石遗室文集》第6 卷，《陈石遗集》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479—480 页。
[6]赵启霖：《请将三大儒从祀孔庙折》，《赵瀞园集》，第4-5页。胡思敬只反对顾炎武与黄宗羲，他称三儒讲学之宗派不同，立言之旨趣又异，但是仔细推求下来，则夫之大纯而小疵，炎武大疵而小纯，宗羲纯者无几，其疵者洸洋自喜，不恤其言之过高，遂酿成今日学术人心之大患。
（17）陆军部主事吴以成。[10]其实不论赵启霖的本意如何，顾、黄、王此时已经成为一个整体而被看做是清初最优秀的学者，这一点不仅在此次从祀事件中表现得非常清楚，也是思想界的广泛共识。[3]可见，促使他发起这次请祀的主要因素，是前此一年清廷将孔子祭升格为大祀。[45]当这个稿子终于在礼部通过，按照程序送到内阁会议的时候，却发生了始料未及的变化。
[6]赵启霖是张之洞保存国粹主张的坚定追随者，宣统元年他被任命为四川提学使，主持创办了四川存古学堂[7]，他提出的从祀理由以保存本国固有学问为主是很自然的。接着以魏公始扶汉一句以曹操喻尚为清廷效力的袁世凯，杜断破群疑则以杜如晦喻坚持应将三儒从祀的张之洞，证实了当日请祀得到了两人的支持。
如民政部尚书肃亲王等称：所论敦崇教育、停罢科举、导达君民、针砭风俗、讲求治本、提倡兵学、祛历朝之蠹、增乡亭之职，见于各该儒遗书者不胜枚举，迄今二百余年，凡国家推行之新政，均该故儒已发之微言，所谓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该故儒庶几近之。[47]《礼部郎中吴国镛拟奏》之曹元忠按语，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4 卷，第18 页。
[31]《礼部郎中龄昌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3 卷，第20—21 页。郭书愚：《四川存古学堂的兴办进程》，《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
[10]胡思敬：《国闻备乘》第3 卷，三先生崇祀条，1924 年南昌退庐刊本，第14页。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围绕三儒应否从祀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一度成为朝野上下瞩目的事件，而此时也正是清末预备立宪艰难推行的时刻。四此时三儒从祀的最大阻力来自孙家鼐。见韦庆远《清末宪政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247页。
陈衍认为，此前三儒之所以屡次被驳，殆以王、黄二儒曾事鲁王、桂王，炎武虽受唐王之召而未往，其实他们与同时始终未曾出仕的孙奇逢、陆世仪、张履祥，以及为明殉节的黄道周、刘宗周异迹同心，现在诸人均已从祀，独有三人尚付阙如，似于崇儒重道之大公有所未尽。[44]《礼部侍郎张亨嘉拟奏》及曹元忠按语，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4 卷，第1—5 页。
他首先提出时世迁变而日新，圣道昭垂而不敝的大经大法，然后指出，自中外交通，学说纷杂，后生昧于别择，或至轻诋国学，自忘本原，幸而皇太后、皇上崇儒重道，升孔庙为大祀，且建曲阜学堂以树圭臬，风声所被，海内咸凛然于圣教之尊，其关系世道人心至远且大矣。他们不是单纯的学问家，在天崩地解的易代之际有着自己的政治追求。
总之，官制改革破坏会典，销毁则例，一切以意为之，荡然无复限制，不至于天下大乱而不止。[17]《都察院都御史陆宝忠等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2 卷，第12 页。
留言0